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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次“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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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是我读高小的时候，那年我１３岁。就是在这一年，我的这个年龄，经历了我本不该经历的，唯一的一次也是以后在成长的过程中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次“牢狱”之灾。回忆这段的经历，应该说有很多和社会、国家相关的不美好的东西。很多人看完也许不会相信，但这确实是事实，是我的亲见亲历的事情。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乃至后期，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了十几年的时间，但在农村的思想形态和环境上还存在很大程度的愚昧和落后。也正是这种愚昧和落后导致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的发生。

“计划生育”是当时的一项基本国策，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我们暂切不论，仅从社会的发展上来看，这项国策是伟大的，也是科学的。但是在当时的部分农村落实国家的这项英明决定时，所采用的方法和方式，是和国家的思想政策相违背的。

当时的农村“重男轻女”思想还特别的严重，有的家庭生了４、５个女孩，但还是要生，否则会断了“香火”，不生男孩誓不罢休，应该说黄宏和宋丹丹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确实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当地抓的紧，所以超生者便逃到外地。当时在农村因为落实计划生育工作任务艰巨，工作人员大都是村里现招募的联防队员，基层干部和很少的派出所的同志。当时为了使外逃的超生人员顺利回家接受处理，工作人员实行的是“株连”的政策，也就是如果某一村的Ａ家是超生户，Ａ户的人外逃了，抓不到他们，工作人员先抓其父母再以Ａ户的庭院为中心以５０米为半径，只要在半径之内的住家户都要有一人被抓，无论他们和Ａ户有没有关系。直等Ａ户的人员回家接受处理后，才放掉那些被株连的人。那时村村几乎都有关人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在大队部的一些房间里。在等待超生户回归的时间里，工作人员还会对外逃户的家庭进行“大洗劫”，家具电器都被弄到大队部，外逃人员回来再进行归还。但很多的东西都被毁坏。更有甚者，他们还揭去外逃超生户的房顶，只剩梁上的笆子，有的拆去院墙和门楼。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的弟弟是当时“计划”外的，所以我的父母也是在被处理之列（当时我的弟弟已经三岁多了，故不用外逃）。但是，因为我父母的脾气都很倔，工作人员几次落实都没有成功。我们家也自然成了工作中的“钉子户”。当时乡里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大部分是派出所的同志，来落实我们家的事情。工作组到我家时，我的母亲正在院子里生火做饭（父亲不在家），他们在劝说不成的情况下，便要对我的母亲五花大绑（到乡里做绝育手术）。那时我也小，不谙世事，一看母亲“受难”，便冲进屋里，手握一把菜刀冲了出来。工作组的人员不知是出乎意外还是害怕，都“仓皇而逃”。但事情不会结束，我和母亲被困在房里，在双方相持一段时间后，我终于“缴械投降”。我被押上了一辆车，带走了。他们也经没有时间处理我的母亲了。在回到乡里派出所以后，我还看见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好象给县里的领导做了请示。也许是我的年龄小，也许并没有对工作人员构成伤害，我没有被关押在派出所。随后我被送到了乡工作区的关押房（每个乡都有几个工作区），因为我的情节严重，并没有被关押在本村的地方。
关押房有两人看守，还设立专门的办公室，处理被关人员的事务。我一进关押房，里面黑压压的一片，男女都有，大都是年龄大的老者。他们还好生的好奇，问我这么小怎么就被关起来了。在关押房的人们的吃食都是由工作区所在村的当事人的亲戚所送。我的姑姑住在关押房所在的自然村，所以我的每天三顿的吃食都是由我姑姑所送，犹如“探监”一般。我还记得，某天晚上我被带到隔壁的房间被所谓的“联防队员”们暴打了一顿，当时我哭了，也许是疼痛，也许是害怕。在我被打的房间还有位老者，跪在地上，两个拇指上都各被套了一个空酒瓶子。好象是要他交代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去了哪里。在每次瓶子掉下来时，他都会被踹上一脚。后来，我的父亲到乡里做了绝育手术，并交了４０００元罚款，我才被“释放”出来。

从进入关押房到被释放，我被关了７天的时间。同时也耽搁了７天的学业课程。

我的这次“牢狱”经历，在我后来的成长的过程中，回想起来，都仿佛是作了一场梦，有时自己也不很相信。但这确是事实，事实是很难被忘却的，别说是一次这样的事实。

写这些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只是回忆儿时的一些荒唐可笑而又让人心惊的经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