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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存在（控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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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在最初完成《自由》时就心有雏形，但几次落笔几次停顿，反复不能成行，总怕内容过于空洞。终下决心，干脆以一段不堪回首而又让后人不得不回首的历史借以表达。不尽之处敬请原谅。

人人都喜欢自由，就象本芝先生在我的《自由》拙作之后所赐评论一样：“自由，谁不喜欢呢？我也喜欢自由，我还喜欢规矩，就像既喜欢民主也喜欢法制一样。”本芝先生所提及的“规矩”和“法制”就是对自由的一种控制。控制是一种力，正是它的存在限制着另一种力的存在和生长。力道恰如其分，有助于一种“事物”（主要提及的是思想）的健康生长和发展。如果力道过轻，可能会造成事物的枝繁烂蔓，矫枉过正。如果力道过重就会产生对事物的扼杀等严重的后果。

“五四”运动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应该是一分水岭，她是一次爱国主义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其中思想启蒙运动产生的深远意义并不次于爱国主义运动对今后整个中国的影响。但是在接下来的２０世纪中期近２０多年的时间里，思想启蒙运动所积累的深蕴的沉淀，在那种巨大的控制力下，几乎消失殆尽。

１９４９年是伟大的一年，在中国的大地上，一种权利正逐渐消失，另一种权利冉冉生起。大批的知识分子也相继回国。１９４９年初，柳亚子，郑振铎，叶圣陶，马寅初等２７名知识分子从香港转道烟台济南回北京。在途中，柳亚子曾赋诗“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很具代表性，可见当时的广大知识分子对思想之存在的光明前景充满了憧憬。但是此时和以后的毛泽东并不是先前知识分子眼中的毛泽东了，他将是或已经成为了“皇权”的拥有者，更多的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控制的第一步是把知识分子的原来的形体上的自由人转成组织控制下的“单位人”，“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自由形态已不副存在。应该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以后“思想之存在”的理论基础。在１９４９年７月举行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再一次的确立了这种理论基础。只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太过“喜悦”，对其认识程度不够，理解不一。

毛泽东一直对知识分子是不大放心的，是需要“改造”的（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很多报告中都有所现）。可能他有自己的控制思路。特别从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始，这种“控制”和“改造”更加的迫不及待。毛泽东在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０日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一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没想到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到了何等的程度”。混乱怎么办？就要控制就要改造。接下来的“梁漱溟反革命案”“高、饶反革命集团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以及１９５４年由“两个小人物”引起的“红楼风雨”等等，都是“控制”“改造”过程中很代表的事件。此时的“改造”已经不是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团结－批评－团结”式的了，而是一种彻底的“改造”。知识分子必须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辨证唯物主义理论”。思想之存在，必须是这两种理论下的存在形态，别的都是“毒草”。曹禺先生在改造过程的同时对其作品《雷雨》等的修改，就是当时改造后思想之存在形态的鲜明体现。如果说１９５７年毛泽东的“双百”方针从政治的观点是“引蛇出动”，不如说更是毛泽东检验几年来“控制”“改造”成果的一次举措。毛泽东也许是自信的，但结果却令他万分的失望。“改造”收效不大，那就需要的是“批判”和清除这些“毒草”了。这项规模宏大的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其波及面之广，控制力之深，真可谓历史罕见，这也是当初很多的知识分子所始料不及的。

应该说从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到以后的全国的红一色的革命歌曲大联唱运动，“思想之存在”形式得到了基本的统一。同时“五四”运动产生的思想启蒙后的深蕴的沉淀也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灰飞烟灭。